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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脱胎于以色列之行的日记 今年二月刚刚开学的时候，我跟一位中国同学走在去哈佛广场一家日本拉面店的路上，聊到STEM签证政策（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编注）。那段时间，美国国土安全部关于取消STEM优惠政策的讨论很热烈，也就意味着STEM专业的学生的留美几率可能大幅降低，需要更紧迫地考虑回国发展这个选项。我们并没有聊到任何家国层面或者与爱国主义情怀有关的话题，他很自然地说，“其实我觉得没什么，比我原来设想的或我同班同学想的要好多了。” 他在哈佛学习计算机专业，身边也有不少来自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同学，有些人是把留在美国当成个人发展层面的“救命稻草”的，因为回到祖国意味着放弃太多：待遇，机会，文化上的再适应。而对于他而言，今天中国庞大的市场，市场中的繁荣，与世界的接轨，即便不能给计算机专业的同学提供在美国工作的优渥待遇，但也一定让这些青年有所作为。 他说，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国家层面的强大能怎样影响一个个体的选择，“我当然关心签证政策，但没必要太过担心。”他的话让非STEM、并且也从未考虑过留美的我深以为然。对于我们这代人而言，留美只是选项之一，不是唯一。 今年三月在以色列——也就是演讲中两个事例的发生地，我一次次为犹太人去国还乡的命运感到悲怆，为这个二战期间没有自己安身立命之所、被四处拒绝入境的民族感慨。固然无论是国际事件，还是国家命运，都没有可比性，任何类比也是对巴以人民奋斗的片面解读与不敬，我还是不由自主会联想到自己的国家——这份不由自主和爱国无关，是身份上的关联性与长期记忆的熟悉感，让我不由自主。我觉得犹太人的命运并不陌生，两个民族为家园而战的冲突也不陌生，“回家”究竟是心安理得自然而然，还是一场需要流血流泪的艰难抉择与抗争，这样截然不同的对比更不陌生。回头看几代中国留学生赴美、留美不同的心态；再往更早的时候看，看近代史上中国人的漂泊——也许不像犹太人一样漂泊在路上，但多多少少漂泊在家国前途未卜的心路上。越往回看我就看到越多，于是我从以色列回到波士顿的第二天就写下一篇日记，这篇日记就是现在被不同平台命名为“国家强则少年强”“国家给年轻人最好的礼物是自由选择的权利”或“国家层面的安全感”的演讲前身。 关于电视表达 写完这篇日记过了几天，《我是演说家》第三季节目组联系上我。梁植师兄第一季夺冠后向节目组推荐了我，去年暑假我们有初步的沟通，当时由于我还在美国念书，就先搁置了第二季。再次联系上之后，我们开始挖掘有什么可讲的，或是想讲的话题，我很自然地想到刚写下的这篇日记，我说我想谈谈在以色列的见闻感想。从当时三月到真正站在台上演讲的六月底，期间我也对参加电视节目和公共表达有所迟疑。我不确定到底要不要参加节目，但确定的是，如果参加节目就会讲这篇稿子。 坦白说，我不知道这次演讲的效果会是怎样；在电视媒体大幅受到网络冲击的今天，我甚至不认为这场演讲会被很多人看到。我最忐忑的是，会被多少人反对，会被怎样反对。从一篇个人日记的角度，我写我的见闻，我抒发我的感想，一己之言而已；然而在公众场合，从任何视角，以任何方式，但凡谈论到“家国”二字，话题之大，情感之自然又微妙，复杂又丰富，我预料到了其实比实际更多的质疑和驳斥。 我们作为中国人真的那么有安全感吗？ 什么层面上的安全感？在我所表达的国家层面、国民身份上的安全感，有；在反对声音所提到的，实际生活层面上的安全感，有人觉得有，有人觉得没有，有人想要更多，而我们也理应拥有更多。换言之，前者是安全感，后者可以被称之为安全感，亦可以被理解为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一座房子建得稳，禁得住风雨，岿然不动；也许房间内部的装潢、家具、电器需要维护翻修，但两者毫不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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