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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应迅速：第一时间介入调查 与疾控部门反应同样迅速的是公安部门：1月1日，他们迅速处理了网上散布“谣言”的8名医护人员。同一天，市场监管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关闭华南海鲜批发市场。 2、境外紧张：香港启动“严重”应变级别 2019年12月31日武汉通报疫情当晚，香港食品与卫生局召开专家会，评估防控措施。 1月3日，中方首次向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WHO）通报了疫情信息。 1月3日，香港特首到西九龙高铁站视察出入境口岸的预防措施。 1月4日，港方通报7例疑似病例，并公布应变计划、启动“严重”应变级别。 1月6日，泰国疾控部门也在四个机场加装红外线热扫描仪，加强对入境旅客的检查措施。 3、首战告捷：1周内确定新型冠状病毒 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组织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参与不明原因肺炎分析。 1月2日，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确定了2019n-COV全基因组序列，明确为不明原因肺炎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1月5日，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测出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全基因组，发现其与SARS冠状病毒同源性高达89.11%，向国家卫健委建议：“在公共场所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 1月7日21时，中国疾控中心实验室检测出武汉不明原因肺炎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获得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 目前为止，已知的人类冠状病毒共有六种，其中有两种冠状病毒——SARS冠状病毒和MERS冠状病毒，可引起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也就是说，1月初，中国疾控中心即已明确武汉不明原因肺炎为新型冠状病毒，这种病毒有可能引起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 这本应该引起疾控部门的高度警觉！但是，他们不仅没有向公众发出预警，反而公开宣称“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 4、内地漠然：武汉肺炎“可防可控” 在香港启动“严重”应变级别的同一天（1月4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徐建国，明确地发表了对香港不以为然的态度： 他对大公报表示，当前并无证据表明香港病例与武汉的直接联系。“不能因为去过武汉就说是被传染的。”他还表示，从目前看，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且没有发生死亡案例，说明病毒威胁水平有限。同时强调，中国的传染病控制有多年的积累，绝不会出现因为春运发生大扩散的可能性。 这应该是疾控中心第一批专家组的共同态度： 1月10日，武汉市“两会”闭幕。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北大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接受新华社专访时称“疫情可控”。 中国春运开始——一切似乎风平浪静。 1月11日-17日，湖北省“两会”在武汉顺利召开。 1月16日，徐建国在接受《Science》采访时仍表示：这是一个有限的感染，763名密切接触者无一发病。 请记住徐建国这个名字，他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是国家卫健委第一批派去武汉的专家组组长、武汉病原检测结果初步评估组长。 5、匪夷所思：近乎苛刻的确诊标准 在这批专家看来，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这更应该是严谨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科学论文过程，而不是迫在眉睫的流行病防疫过程： 根据经济观察报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危重症专家、副主任医师余昌平的采访中得知，早期新冠肺炎“确诊是很难的——需要专家、领导签字，才能查冠状病毒”。 而财新网对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的采访证实，此前，国家卫健委的专家组到武汉金银潭医院调查后做了一套诊断标准：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要有发烧症状，病毒检测呈阳性，三条标准都达到才能确诊。但一线医生反映，这个诊断标准太苛刻了——“按照这个标准，很难有人会被确诊，尤其是第三点，非常苛刻，实际上极少有人能去做病毒检测；这样很容易漏掉真实的病人。而这是传染病，确诊标准弄得太紧，放掉有病的人，对社会危害很大”。 请记住彭志勇这个名字，12月底专家组预设立场认为不会人传人。但是，彭志勇认定是烈性传染病，通知同事严格防护，结果中南医院在同类医院中医护感染数量最少。 1 月10 日后，中国疾控中心等机构和企业开发并测试了PCR 检测试剂盒，用于对武汉疑似病例的检测、诊断。 武汉市卫健委在1月6日-9日没有不明原因肺炎通报。1月11日，再次通报时提到“病原核酸检测”，初步诊断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也就是说，1月5日不明原因肺炎59例，按照专家组的标准最终确诊了41例。 1月16日前，湖北省没有检测试剂盒，病例确认的流程是：临床检查、会诊确认疑似病例后，还需采样由区、市、省层层转运到北京国家指定的检测机构进行病毒分离和核酸检测，结果返回约需要3—5天。在此之后，病例样本送到湖北省疾控中心检测，检测时间缩短到2天左右，每天可检测样本200多份——这在日后疫情大爆发时，又严重制约了确诊数量和进程。 6、不可掩盖的事实：疫情向境外扩散 就在“可防可控”、一切风平浪静之下，武汉市、湖北省相继顺利召开了两会，而病毒在此期间疯狂向全国、全世界扩散。 1月8日，一名赴泰国的武汉游客在泰国被确诊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并于当天被送往泰国的医院接受治疗。这也是首例在中国以外地区发现的感染病例。 1月13日，世界卫生组织(WHO)通报，在泰国确诊首例中国以外地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 1月14日，日本确诊了一例新型冠状病毒病例，病人曾经前往武汉，这是第二例在中国以外地区发现的病例。 针对境外证实的新冠病毒信息，也有专家对武汉公布的疫情产生了怀疑。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二批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2月2日接受中青报采访时说： “我看到通报，泰国筛选了11000多个来自武汉的旅客，发现了一个患者（注：泰国的有关通报发布于1月13日）。武汉的人口，我们打个折扣，2万人里发现1个，人口按800万算，那也应该有400病例。但当时报告出来的病例数是41例（注：1月16日之前，武汉市卫健委通报的病例是41例），疫情肯定是被低估了。当时，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第二天我发现，防疫的风向有点变了，大家开始重视。” 请记住王广发这个名字，他从1月8日到1月15日随专家组前往武汉工作，曾公开说疫情“可防可控”。从武汉回到北京几天后，他本人也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开始接受隔离治疗，直至1月30日治愈出院。 7、态度突变：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也许是因为WHO1月13日的通报，第一例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病例被确诊，突破了专家组的“确诊标准”，武汉市卫健委首次改变人传人的态度。 1月14日，武汉市卫健委遮遮掩掩地表示“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 国家卫健委可能意识到事态严重： 1月15日，中国疾控中心内部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一级响应。这是公共卫生响应的最高级别，意味着事情“特别重大”。 同一天（1月1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主任，专程赴当地指导湖北省武汉市进一步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8、真正的转机：港大袁国勇书面报告 1月17日，港大深圳医院的临床微生物及感染控制科主管袁国勇，将临床病例中发现这种新型肺炎人传人的消息，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和广东省疾控中心做了通报。并且，作为新冠肺炎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他也将此信息透露给其他专家组成员。 1月18日，国家卫健委派的第三个专家组到武汉调研，随后诊断标准发生变化，确诊病人的数量就急剧增加了。这个专家组即是后来所谓的高级别专家组：钟南山，李兰娟，袁国勇，高福，曾光。 9、惊动最高层：拉开疫情防控大战 1月19日，钟南山到武汉后发现“人传人”属实，情况非常危急，随后国家卫健委向最高层紧急反映了疫情严重程度。 紧接着，1月20日习近平对疫情防控作出重要指示，李克强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疫情防控工作。同一天，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孙春兰强调武汉要采取更严格的举措，内防扩散、外防输出。 1月20日下午，钟南山院士等专家组成员在国家卫健委举行发布会，明确宣布：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人传人”、14名医护人员感染，并呼吁“现在能不到武汉去就不去，武汉人能不出来就不出来”。 从这一天起，才真正打响了全国疫情防控的阻击战。1月23日上午10时起，武汉封城。 但是，春运已基本结束，武汉已向全国输送了几百万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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